总的说来，名家大姓多在不同程度上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即在入居显宦的同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土著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家大姓是地方豪族发展的一个较高层次。
永嘉之乱以及五胡在中原的统治中，作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两个不同类型，地方豪族与名家大姓的政治动向不尽相同。
名家大姓与胡族政权在政治上的结合，保持了家族与门第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发展轨迹。
面对杀戮、强制迁徙等潜在威胁，他们不能不对自身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恶劣的社会环境。
在一段时期内，他们与土地、财产的结合并不十分紧密，却更为注重社会lún_lǐ的维系，维持严格的礼法家风和良好的社会声望；
注重文化传统的保持，经学继世、父子相承。政治环境险恶时，多采取冲退避世的方式，待价而沽；时机成熟，则出仕“以试祸福”。
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事以及胡族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许多名家大族不可能长期稳定地保持较高的政治地位。
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家族在十六国后期官宦不显，家族中的主要人物只担任太守一级的官吏，门户稍有中衰之感。
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说明他们的衰落，因为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
如果说五胡十六国时期是北方世家大族分化与重新组合的重要历史阶段，那么北魏前期的历史则是这一过程的继续。
北魏政权建立之初，一方面多次优诏征召，甚至以武力强迫汉族士人入朝为官，参定律令；另一方面又在沿袭十六国政权的传统，通过武力征讨和强制迁徙等手段，消除地方上潜在的割据势力。
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北方世家大族的重新选择和沙汰，而选择的主要标准是对北魏的效忠程度。
经过重新分化组合之后，北方大族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原本在地方上颇具实力的豪强，在重重打击下归于沉寂，而一些自身宗族势力并不强大，但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家族，则在王朝的扶植和造就之下成为一时盛门。
孝文帝分定姓族，标志着北朝门阀序列的最终确立。
在这种背景下确立起来的高门大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与北魏皇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与北魏王朝的矛盾，主要不是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对立，而是集中在王朝内部的政策纠纷与宫廷斗争；
随着北魏从游牧向农耕社会的过渡，中央王朝与地方豪强在土地与人口控制中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北魏实施三长制和颁布均田令的实质即在于与地方豪族争夺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控制权。
于是，从北魏后期开始，高门大姓开始盛极，而地方豪族则逐渐衰落。
不管是高门大姓还是地方豪族，除了是否出仕之外，保住家族地位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联姻。
与皇室通婚、与高等门第通婚、与同等门第通婚、与低等门第通婚...甚至为了招揽寒门子，也将嫡女庶女与之通婚。
从汉高祖开始的和亲，到魏蜀吴时的孙刘的联姻，每个人关心的是联姻的结果，以及对时局的影响。所以，每一次联姻，都是一个家族稳固和提升地位的机会。
北朝的世家大族为了保证家族延续，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采取了“双家制”的生存方式。
所谓双家制，就是家族的子弟在少年时居乡里、壮年游宦至京、致仕后返回乡里，而不像以前那样在致仕后留在京城或任职地。
世家为了自保的第三个手段，是兴办私学。
儒学继世，经术传家，被视为世家大族的特征。
魏晋之后，典籍主要集中在世家大族的手中。因而，官学沦废，学术中心转移到了各个世家，太学博士之世业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这，就是所谓的南北朝之家学者。
世家大族在学术上的垄断，造成了寒门子想要求学就必须仰仗其家乡附近的名族。
儒家讲究天地君师亲，寒门子既然求学高门大族，其有所成就后，难免要服务于这些大族，甚至成为这些家族的附庸家族。
自保的第四个方式是，相互认亲。
新兴权贵想要地跻身士流，就要找一个同姓的又渊源长远的家族依靠。而已经是上流士族的家族，为了增加声望也甘心默认这些新兴的权贵成为他们的分支。
由凉土东迁的“中山王氏”能够成为士民所公认的“太原王氏”、源自边鄙的“马渚诸杨”得以成为正宗的“弘农杨氏”...
在北朝史传中，郡望、家世属于“自云”者随处可见，显系伪冒者不乏其人。
同时，北朝盛行大家族制度，“北土重同姓”，“虽三二十世，尤呼为从伯从叔”、“行路相逢，便定昆季”。
许多大族中的疏宗末属往往通过这一渠道跻身士流。
从客观上说，相互认亲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某些家族的衰落过程。
但是，不管这些家族如何自保，他们现在的想法不是为了对抗皇权，而是为了在新的政权里得到新的利益。
所以，裴寂对李世民的想法真有些不以为然。
平心而论，他若是在李渊和李世民的位置上，他也会想方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