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刘渊请其老师、同来帮忙，却来了不少。他的老师没来，但汉族同学却来了好几个。晋朝已进入士族统治社会，晋朝士人大多“学在家族”，只有比较“穷”的地主，所谓寒门才会拜师学习。当然他们拜的老师也不是什么大族名士，名士既做大官，又要调度大族产业，没时间教别人，只教育自家子弟。
像刘渊的老师崔游就没做过什么高官，最高也就是个县长一类的官，退休后享受郎中待遇。他拒绝了刘渊的邀请，并且当年就死了。刘渊都年近六十了，他的老师应该更老。
刘渊的同学当然也多出自寒门，像有名的陈元达，上党朱纪，雁门范隆，在来之前都没有做官记录。想必在评士级的时候，也只评在六、七品之间。但是品低，也许是门楣低下造成的，不代表没有学问。
像范隆在来之前，也给《春秋三传》做注，还撰有《三礼吉凶宗纪》，也算小有名气。《晋书》说其认为天下将乱，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耕稼，夜诵书典。颇习阴阳之学。注意：所谓昼勤耕稼，并不是在田地里挥锄，而是拿着扇子在田边组织耕种。所谓寒门也是地主，还有可能是很富的地主。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你若认为他在挥锄洒汗，就贻笑大方了。
在北魏锋刃镰刀未普及之前，单位农家的效率低下，需要有组织的农业生产。所以汉魏晋的地主是要领导农业生产的。这就使士族崛起。在士族崛起时，他们必须努力学习调配工具，组织人员，还要学习农业知识。这其中最著名的农书是《四民月令》，叙述田庄从正月到十二月的各种农业活动。举一个例子，盖高楼大厦的工地上，我们往往能一眼看到上千个农民工，可是没有那四五个技术员。一套楼也盖不起来。士族就是庄园生产中的技术员。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工具落后，士族在庄园生产中的作用巨大，可不只是一个监督作用。
而在明清。佃户一家就能完成较高效的农作活动。所以明清时期，地主只用收税，才成为中国特有的专业“官员候补”，专攻四书五经。
来投奔刘渊的晋人地主多是怀才不遇，而又“胸怀天下”的人。当晋廷的选官制度过分不公平的时候，也许我们不能过多的批评他们。从人类文明史上来看，他们的作为（抗争）或许也有可以肯定之处。
来的人中，名气最大之人竟是陈元达，这令刘渊多少有些意外。因为陈元达年轻时看不起刘渊，给刘渊弄过难堪。
刘渊见到陈元达。就说：“人都说你怕我打击报复，你一定不敢来。”
陈元达马上瞪眼：“谁说的？这是小人在诽谤您气量小，我必须来，不能任他们诽谤您。”这样的马屁，笔者都无语了。
刘渊听此说。自然受用。拉着他的手说：“使我信誉名扬天下的人，就是你了。”陈元达后来是刘渊父子的主要谋士。
后来刘渊死后，刘聪称帝，陈元达多直谏朝政失策之处。有一次竟追着刘聪直谏，气得刘聪说：“你应该怕我，怎么成了我怕你啦。”把陈元达捆在宫中大树上，要砍了他。后在大臣和皇后的劝说下放了陈元达。陈元达应该下跪谢恩，可这次他就不下跪，刘聪挥手将他撵走。可第二天，刘聪又送与他一些宝物。称，像你这样的忠臣应该嘉奖。
可在后来，小刘后死了之后。刘聪如患上“失心疯”，行为荒诞。陈元达见再劝刘聪无用，就回家，搓了一根麻绳上吊了。
刘渊父子土生土长在中国，不仅学问很高。成为汉化了的胡人。而且他们还以官员、贵族的身份出入晋朝最核心的洛阳、邺城地区，对中原形势也是了如指掌。
而以陈元达为首的读书人对匈奴宗族部落的改造，使刘渊部成为真正的封建实力集团。不再把部众当奴隶，还缓和了游牧和农耕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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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啸的北风吹来，在快到年关之时，刘琨带着如佳在晋阳西郊查访。晋阳城西面邻近山区，其实刘琨也很少来。
策马走到山脚下，刘琨看到山上星星点点的羊群，高兴地对如佳说：“你看山下是肥沃的良田，山上是胡人的牛马，这一年里，晋阳的变化真大。”
一旁的僚佐也说：“晋阳城再现盛世景色，是刘公的功劳啊！连胡众也来相投，近半年来，竟有上万的胡人来投。山上的牛羊正是他们所放养。”
如佳穿的很厚，山西的冬季可比河南冷得多，她并没有刘琨那样的兴致。
她紧皱着眉头，对刘琨说：“我刚统计过，来投我们的多是放牧的胡众，而农民来的太少。”
刘琨说：“上半年，分散在并州各地的饥民大多回归，所以下半年看起来，像胡人来的多。”
如佳说：“从刘渊处来的人说，刘渊有胡汉三十五万人之多，且以胡人为主。而我们现在只有不到二十万人，且以农民为众。我们的实力比刘渊小得多，自守还勉强可以，你一心想攻刘渊，这却差的太远。”
防守首先靠城池是否坚固、高大，而进攻不仅要靠士兵素质，还要靠巨大的数量优势。西汉早就总结出汉、胡“野战”，汉步兵需要五到十倍的数量优势。这样，看似刘琨只比刘渊少一半人，其实野战实力要比刘渊少太多，独自南征刘渊恐无法实施。
如佳又道：“朝廷为何不多派兵众与你呢？”
刘琨笑了笑，如佳毕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