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之乱到底因何而起？这是由于那个特殊的社会造成的。
两晋南北朝的社会模式完全不同于两汉和唐宋元明清。在这个社会中，士族庄园主成长正最大的政治力量。这一现象在两汉、隋唐中少见；在宋元明清中没有。是中国历史上的特例，却是西方历史的普遍。这是一个皇权必然衰弱的时代。
农业生产作为第一产业，其深刻影响社会的发展。在周代只有国家才能拥有昂贵的青铜农具。从西周起中国农业处于‘组织’农业状态。大型的合作和组织代表着农业最高的生产力。这是世袭贵族崛起的推动力。而进入战国时期，比较富裕的家族就可拥有比较粗糙的铁具。这使得私有农业发展起来。战国时代的农业改革，仅仅是把公有制转换成私有制，而并没有改变‘组织’农业的实质。
由于铁器的原始和农业技术的不成熟，经过组织调配的农业仍然代表了农业最高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高峰的到来，就形成了士族统治社会。就是说，整个的农业生产方式，从西周到魏晋和南北朝初期，这个模式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而秦朝和西汉是在公有制向私有制转换当中，私有制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表现，并非后来的东汉和魏晋的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就好比在秦代和西汉中，私人组织农业还是一个榕树的小树苗，你根本不知道它将来的样子是如此的庞大。
这一时期社会的大多数特点都围绕着组织农业展开，当士族鼎盛时，他们的部曲也可以随时转变成军队，从而形成类春秋的一种社会模式。这再一次说明，不管是西晋，还是南北朝的血腥，他不来自于统治阶级自身的凶蛮，而来自于社会。因为社会没有一个最有力量的团体。
所以不能把八王之乱看做晋朝的一个政治失误。他是社会状态在政治上的正常‘表象’。
东汉末年，战乱连绵不绝，民众散乱。曹操采取军屯、民屯政策，并且设立‘典农’等官职。管理督导农业生产，强制民众安心于农业生产，使国家快速恢复生机。但是，它也产生了一个深远的负面影响，它的军屯与民屯把农民演变成类农奴，这时的农民相对于汉朝农民失去了一定的自由。这给士族管理农民带来了一定的行政依据。
后来晋朝大肆删减刑法，增添‘杂抵罪’。进一步使农民失去法律依靠。士族在法律条款模糊的情况下，拥有了进一步管制庄园中农民的权力。
在庄园生产代表最高的生产力的时候，士族就是庄园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师、组织人才。朝廷将荒芜的农田白送他们。甚至有些农民带着土地依附他们。
可以维持较稳定的赋税和粮食产量，朝廷喜欢他们。农民依赖他们。他们是社会的顶梁柱。
士族一般起自于家族，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家族对他的赏识，吹捧。他是无法成功入仕的。比如，武帝问王济：“你家的子弟谁拔了尖，可以推荐他出来做官。”王济说。我的叔叔水平最高。武帝大惊，别人不都说你叔叔是个呆子吗？王济说，我以前也这样认为，但最近才发现他水平最高。然后王济的这个叔叔就被封为大官。
当人们问王戎，年轻的王衍可以比当今哪一位大名士，王戎说当今无人可比，得从古代圣贤中找。王戎大女儿嫁权臣贾谧。二女儿嫁太子，如果他不是琅琊王氏，这是不可想象的。
王衍常说，下一代英才王澄第一，庾嵦第二，王敦第三。这三个人中。王澄是其亲弟，王敦是其堂弟。
和王衍齐名的乐广听到了就不高兴，逢人便说三王不如一卫。他们王家兄弟仨捆到一起也不如他的女婿卫玠。
荀彧的六叔荀爽从做官的那一天起，九十五天当上三公（宰相），创造历史记录。是他自己的功劳吗？虽然荀爽确实号称硕儒。但是当时的儒家第一人郑玄还健在，蔡邕的儒学水平也比荀爽高。董卓看重的不是荀爽，而是他身后的荀氏家族---粮食、财物，甚至是兵器制造。
在悲催的九品中正制下，以名士担当的中正、大中正。名士就足以让士族子弟做官。所以魏晋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大多数官员起自于家族的栽培和扶持，没有家族名士在中正面前说好话，在皇帝面前说好话，他们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士族入仕以后，他们首先要为这个家族负责，也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经常出现名士把皇帝封给他的爵位让给本族子弟。名士自身，比如王敦，因为他而使家族毁灭，涉及到的大小官员上百人，家族人员数千人，他负不起这个责任。这一点是魏晋南北朝所特有的。这就是所谓的士族统治。秦朝之前是世袭贵族执政，魏晋南朝是不世袭贵族执政。
士族首先要为家族服务，在这种现实下，皇族只好尽可量的壮大自己，在实力上和其他士族拉开距离。
有人说两晋、南朝皇权衰弱是因为没有秦皇、汉武这样的强权皇帝。说出这话的人就是没有清醒理解这个时代。士族政治下皇权必然衰弱。就像‘春秋时代’，你想让东周天子中出一个秦始皇似得人物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贵族拥有力量的社会现实下，不可能出现强大的中央集权。就像春秋时期最有作为的晋、齐两国。在世袭贵族还没有没落之前，晋齐的强大的最终结果却是提前‘亡国’（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由于封土政策，国家强大的后果是贵族更强大。
不世袭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