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石勒也很悲催，当初为骗王浚，两次送给王浚许多珍宝、粮食，却只换来二个俘虏。石勒散尽家底，如今也出现了粮食危机。
石勒做过奴隶，深知农民疾苦。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看着很残暴的农民起义皇帝，其实还都重视农民的疾苦问题。就像我们知道的推翻唐朝的后梁皇帝朱温，大家都知道其异常残暴，就是他把天下士族扔进黄河，让这些自称清流的人永远变浊流。历史上也把这一事件看做士族覆灭的标志。但是，其对农民、农业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关怀。
北齐的疯皇帝高洋，杀大臣如杀小鸡，但是他并不骚扰农民。否则像高洋如此之疯，竟然还能守住天下，是不可想象的事。他把政务交给名相杨愔，改革了官制。杨愔看到地方上的官吏太多，人浮于事，又加剧了农民的负担。于是他采纳一些大臣的建议，削去州、郡建制。这样，全国的官吏一下子就减少了几万人，贪污腐化现象大大减少，农民们的负担也减轻了很多。
朱元璋利用空印案，几乎把地方官员杀尽，但是他还是关心农民疾苦。
石勒同情农民疾苦，他把大量俘来的农民安置在襄国和邺城等地。分给他们良田，供其耕种，本是希望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但是那个时候镰刀还是块状铁生产，是钝口的。而且几家农户才能合用一把镰刀，或一把锄头。农业技术比起后来的隋唐也是异常落后，有些地方甚至还用歇耕法。一些田地需要耕一年歇一年；更不会多元交汇，精耕细作。小农哪里受得了。小农式的生产不仅不能供给军需和赋税，甚至气候一有异常，连自己都养活不起。所以，当时的农业是庄园农业，由庄园主统一调配组织农民，合理利用极少的农具。小农生产并并不适应那个时代。石勒的一片好心不能不仅给自己增加赋税，甚至还加重了农民疾苦。
徐光上言石勒“大王关心农民，耕者分其地。但是农民自身既没有技术，也没有足够的工具，使其的生产不仅不能保证军用、国用，甚至一有天灾。自用都不足。而士族庄园熟练掌握农业技术。又能合理调配农具，应由他们来帮助组织调配这些农民，最少应达到自给有余。”
石勒不信，就地走访大量农户和庄园。见徐光所言不虚，乃仰天叹息：“不想我石勒一片好心，反害苦苍生。”
张宾劝道：“人谁不想自由自在，能够自由自在谁听君主的。但是没办法，如果没有君主。没有您这样的君主，苍生的磨难会更大。没有庄园主。农民会更加疾苦。”（就如今天，没有大企业人们也不会富裕。）
“你这是在拍马屁。”石勒幽幽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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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自去年在长安城下兵败之后，休整了大半年才缓过劲儿来。期间只去洛阳地区打了坞壁，劫点粮财，找找胜利的感觉。
到了阴历五月，前汉中山王刘曜和赵染再攻长安。赵染以黄河重镇蒲坂关降前汉，致使前汉什么时候想攻雍州都可以。
自赵染降前汉后，前汉虽未尽得冯翊地区，但是重镇韩城、合阳却一直被前汉军占领。大晋失去黄河的天然防御，长安小朝廷非常被动。
战国时，商鞅对秦王指出，冯翊（那时叫河西）是秦国的生死之地，收回河西，以黄河为防线，秦国就能生。
自从魏国吴起经大小数十战，占领河西后，当年的春秋五霸之一的秦国非常被动，东方诸侯甚至把它当胡人看待，不理他。所以吴起被魏王逼走后，秦国第一等的国家任务就是夺回河西，以黄河为防线。拿不回河西，其它一切免谈。
商鞅以占领河西的观点才被秦国重用，而且最终检验其变法成败的，就是是否夺回河西。
魏国首先变法成功后，没有认清当时的趋势是统一战争，还以称霸中原为政治目标。
但是吴起却非常清醒，他的目标是灭掉秦国，再向东争霸。当时咸阳以东一半的秦国土地都被吴起占领。
可是，支持吴起的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对长期独立在外作战的吴起不信任，其国家策略改为向东方争霸。
几十年后，魏国被东方诸侯联合战败，商鞅就趁机夺回河西。从此东西都有强敌的魏国再也未能复兴。
由于西晋长安的小朝廷无力夺回失去的黄河防线，所以愍帝这里一直非常被动。前汉中山王刘曜年年，不是麦收就是秋收一定来攻。
前汉狡黠阴毒，每次进攻不是麦收就是秋收时节，就算不胜，对愍帝的打击也是巨大的。所以长安自保中常常打胜仗，但实力却越来越差。没有黄河防线，果然可怕。
这次又是麦收时节，中山王刘曜率数万来攻，对于关中农业能抢的抢，不能抢的烧，一路破坏极大。
曲允不能见粮食全被毁去，只好硬着头皮前来决战。
刘曜参军劝其道：“我军应全力毁去其刚成熟的麦田，不与晋军打，等秋收再来攻。不用打，他们直接饿死了。”
这一招异常阴损，可是刘曜骑兵五万，曲允步骑一共才一万多，刘曜哪有惧战之理。
前锋赵染见主帅非打不可，就劝刘曜：“我军数倍于敌，一举前来，万一不胜，一时难以集结兵马。不如把大军一分为二，我率二万铁骑冲在前面，二军相继前进。我若胜，后军全力攻上；我若败，后军可以接应。”
刘曜认为没那个必要，也没接受。一分为二不可取，但是兵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