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看书>网络游戏>大晋孤烟之山河破碎>第一节 儒学核心是学以致用

总论:隋朝之后,儒学从再次确定“性本善”为起点,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儒学从天命和道中脱离出来,主流研究‘人’,确切的说主要研究“德”,是具有划时代的进步。而这一改变是北朝儒学的功劳,南朝儒学只起到理论上的补充作用。没有南朝那两本书,隋唐两朝儒学就不能发展了吗。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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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先要阐明,儒学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它的核心是什么。儒学的核心不是推行道德,而是‘学以致用’。

在前期三圣孔子、孟子、荀子时代,儒学的核心功能是治国、行政,这一功能一直沿续到南北朝末年。因为,这一时期儒学的对象针对的先是世袭士族,后是不世袭士族。他们的目标就是做官,或管理“人”。魏晋南北朝不世袭士族,很多人在家中就要管理上万人,可以说他们一起步就比县令管的人多,所以他们学习儒学治理国家或家族。

孔子《论语》有一则很出名的典故。孔子东游路过卫国一地,感叹:这里的人真多啊!弟子就问他该如何治理,孔子说:“使其变富(富之);弟子再问:富裕之后再如何治理?孔子说:教育他们(教之)。这则典故说明,儒学在孔子时代更多的是一种治国方法。

儒学的核心是“经学致用”,孔子也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的理论到了“仁”就到了尽头,不再讲更高深的东西。像什么天呀、命呀,孔子是不讲的。不是他认为这些东西不重要,也是孔子知道自己搞不懂。孔子精通周易,而从不卜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代表了孔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朴素的实事求是观点。不强行为儒学立根立命,只研究儒学的实用性。

不要小看这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切唯心学说是不能提这个观点的。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哪有上帝不知道的事。

孟子虽然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虽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提到“天”和“命”,但是他也没有研究天命,只是说认识心性则知天,修身则立命。他的理论核心还是指向人的自体。

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是表明孟子更看重的现实社会中的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孟子的思想是以人在现实社会中安身立命为核心。人能安身立命,国家就会繁荣昌盛!所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注意最后一句‘天下可运于掌’。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的落脚点在这里,真是令人诧异。在那个‘王霸’时代,天下‘不’可运于掌!这句话也说明儒术开始更侧重治国方法。可是太理想化了。不可实现。

孔子重点研究如何做事,孟子重点研究如何做人。所以到孟子时候儒学才完成了一个较完善的体系,形成了儒学。

如果说孔孟还是回避天,那么荀子就是直接否定天。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如“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论语》)。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

儒学是讲“经学致用”的,而且在两千年的儒学发展中,“经学致用”一直是儒学发展的一条暗线。

可见,孔子、孟子、荀子都是不讲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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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语:在北朝,士族失去直接做官的特权,以讲究“自身修为”为前提,使儒学进入研究“德”的时代,开启了儒学的新篇章。所以,那以后儒学的主流不再研究天道,而是研究“人”,更确切的就是研究“德”。才向‘处事能力’上发展。重要文献证明是《颜氏家训》。

因为北朝儒学更加强调了“学以致用”之后,儒学加重了它“积极入世”的思潮。过犹不及,其缺点是过于“功利”,“德”的培养成为教育中的重中之重。

从这一点上看,后来一千多年儒学的发展路线就非常清晰了。

隋朝之后,儒学从再次确定“性本善”为起点,依次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是全面的善德,要把善德的本性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明确这些善德(致良知),最终人的行为不能脱离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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