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听了李素的阐述，一时间觉得似乎颇有代理，给他指出了一条他从未想过的道路，不由陷入沉吟。
李素便继续侃侃而谈、详细阐述：“陛下，武帝之前，自秦始皇至孝景皇帝，都无年号。秦始皇纪年至三十六，自其为秦王时便算起，并不以称帝为限。高祖践祚之前，太史公本纪年事，也以‘汉元年’至‘汉七年’纪录。
陛下如今已罢黜‘天人感应’邪说，改尊《殿兴有福》，则天象灾变，与人君德行已无联系。不如就此废除频繁改年号之法，也算得上是正本清源。
何况，陛下乃孝景皇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中山靖王初为武帝之兄，陛下既不出于武帝一脉，又不用如光武、明帝一般忌惮‘天人感应’，直接改回高祖至孝景皇帝旧制，有何不可？”
刘备听得一愣一愣的，随后觉得还挺有道理。
年号又不是自古有之，是跟随着汉武帝使用儒术、天人感应才有的。
现在天人感应都没了，不再改也很对啊！这样还能顺带破除很多神鬼迷信、压缩妖言惑众搞祥瑞图谶的生存空间。
不过，刘备很快想到，他都已经用过“章武”这个年号了，当时天下还没统一，事急从权也不便做太多没意义的标新立异事情。李素当时求稳，也没提，现在却来提，也不好再把章武这个年号不用啊。
刘备思忖再三，虚心求教：“丞相学冠天人，在纲常大义上自然是精通的。不过此事具体当如何处置呢？年号总还是要的吧？”
李素奏道：“故臣以为，事已至此，有那么多历史遗留的疑难。则年号不便废，但也不便改。人君之德，只与人君本人有关，与天数无关。将来的年号，只是给人的，不是给天的。一个君主，一世一元即可。
臣建议，以后纪年，恢复《史记》最初时的纪法，如‘汉元年’至‘汉七年’那段，同时，再纪录今上年号年数。
如今年是章武十八年，以后就纪为‘汉四百二十年、章武十八年’，以此类推。”
刘备想了想，点头许可：“此法甚善，不过，其中原理，还要丞相详加阐述，好让天下读书人明白其中道理、正本清源。免得无知之人以为朕是学识浅薄、不知道怎么改年号呢！”
刘备可以不改年号，但话必须说清楚，道理要宣传透彻。
这是正本清源、直接继承秦始皇汉高祖到汉景帝时的优点，改良汉武帝开始被邪说蛊惑带偏的那部分缺陷。
李素少不得又得为他的多嘴付出代价，写点书论证了。
好在他已经是丞相，提纲挈领给出学术思想就行，具体文笔措辞修饰，让他老婆代写。
至于李素借机阐述出这个理论，倒也没费他多少脑子。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前世他学正统论课程时学过的基础知识，跟“殿兴有福”是绑定的，他掌握得太牢固了，几十年后还能记得。
很多人都知道，从汉武帝到宋朝，中间一千多年，中原王朝的皇帝是经常改年号的。
而到了明清两朝，就变成“一世一元制”了，也就是一个皇帝一辈子就一个年号。
这才有了后人用年号指代皇帝的称呼方式，有了“永乐皇帝”、“嘉靖皇帝”、“崇祯皇帝”、“乾隆皇帝”这种说法。
但绝大多数没学过正统论的人，对于“一世一元制”的出现，只是记了个结论。
哪怕历史系考生，考试也就考这么一个概念和事实，没去细究过其中的正统哲学原理。
事实上，“一世一元制”在朱元璋的时候刚出现，就是跟“殿兴有福”高度捆绑的。
毕竟历史上“殿兴有福论”就是刘基宋濂方孝孺这仨弄出来的，一世一元也是他仨弄的。
一世一元这种制度，就代表年号从“天人感应”时代的对天负责，改为对人负责。
因为对人负责，所以人没换年号就不换，跟从此是否“天数有变、神器更易”无关了。
很多无知之人还小看“殿兴有福论”，说什么“也就明朝用用，到了清朝怎么没见中央朝廷大张旗鼓宣扬‘殿兴有福’？”
其实有些东西哪用刻意全面宣传，毕竟你宣扬那些明朝的学者个人的地位，对清的统治者也没直接利益，那当然是借对他最有价值的部分来用了。
皇帝又不是做慈善发福利的，把好处拿走就行，又不一定要对恩人感恩戴德。
清朝继承了一世一元制，就是借鉴继承了“承认殿兴有福，反对天人感应”的好处。
所以，读历史书千万不能随便只读个结论和事件。
宋濂方孝孺这些人当时的贡献，是远比后人觉得的大的，至少他们极大削弱了从刘彻到朱元璋、中间一千四百多年的“神鬼天意迷信”对国家的束缚力度。
不能因为朱棣后来把他们的家族灭门了，就因为粉朱棣、便抹杀死者在正统论哲学上的功绩。
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对错，不存在“好人的敌人就一定是坏人”。朱棣即使有武功，不代表他杀的人都是坏的。
更不能因为后世人对儒家的普遍坏印象、网上一片骂“世家大族”的流量密码，就把读书人当中那些试图做出改良优化的人的努力，也统统无视。
而李素作为这个世界的《殿兴有福》缔造者，当然在这种大是大非的纲常正统上不能含糊，必须坚决建议刘备也搞一世一元制。
否则要是把这事儿疏忽漏过去了，将来等其他后人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