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到姚期那副神态竟一条摇尾乞怜的丧家犬，大厅内无论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都是同时露出了鄙夷和不屑的表情来。
往日里姚家仗着是河东豪族，仗势欺人、盘剥压榨，使尽了各种卑鄙手段去鱼肉百姓。到了国家有难的时候，却丢尽了他们祖上的脸、丢掉了大半个山西。
对于这样一个家族，无论是谁都不会再有同情。在所有人的心底深处，都认为这样一个豪族不配再得到尊敬、拥有荣耀，自然更不配去获颁”铁券”。
然而方才刘行在揭出姚家老底之前，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态度、那就是要彻底废除“铁券”制度。
所以当众人还在鄙夷姚期的时候，宗泽沉吟了一下对刘行开口问道：“太傅，你方才言说要彻底废除‘铁券’制，到底是何用意？总不能让历代以来对我大宋有不世功勋的人，就此寒心。使那些想要那份荣耀与给后人保障的人，丧失了进取之心吧？”
听到宗泽的话，刘行回身坐到了他身旁的椅子上。
先是冷眼扫视了一圈大厅内的众人，接着刘行道：“我问大家两个问题，希望大家发自内心给我回答。”
言一停，刘行双眼望向了站在一旁，因“白骨精案”被贬职做了巡抚的陈康伯问道：“陈抚台，我来问问你。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好，还是庶民犯法与庶民同罪、王子犯法那都是误会好呢？”
见刘行问到了他的头上，陈康伯几乎不假思索地道：“当然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能给世人一个公道、公平，能够让人心服口服了。”
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刘行道：“从前的历朝历代，君王所立的王法经常都被君王的种种特权给弄成破坏，甚至多次变成笑谈。那是王子犯法都是个误会的表现，其结果是什么？是导致朝代更迭、旧法彻底被打碎后，形成新的律法来支撑起一个新王朝来。”
话语微微一停，刘行侧目望向身边坐着的宗泽道：“宗帅。相信您也很清楚。凡是敢于滥用皇权者必为昏君，昏君亡国前必先乱法这个道理对吧？”
听闻此问，宗泽皱了皱眉头微微思索后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刘行所说的这件事。是个有历代传下来的史书做为证据的，自然也是不容置疑的。
纣王为了满足私欲，暴虐废法、残害忠良，不按其祖宗定下来的律法去做事，最后被周武王给灭掉。
周赧王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无力将大周朝的律法变成约束诸侯的法宝，结果只能做了亡国之将军。
东汉末年，汉灵帝作为皇帝先去枉法、大肆敛财，将大汉朝的律法完全变成了君王手中的道具去乱用。结果导致天下纷争起，及至三国立。
此后的历朝历代，无一不是在将亡之前，先出了败坏纲常、破坏律法的昏君，才最终导致一个又一个王朝坍塌、一家又一家皇族变做草芥……
所以虽然是儒帅，虽然是孔孟弟子出身，宗泽却不得不认同在朝廷与社稷上。还真是非严尊法家之制不可安天下。
《管子》指出，统治天下要靠法，靠臣民支持。靠权，靠兵。
君主是法的制定者，是唯一的生成者，同时君主也必须带头遵守法律，万不能置于法律之上。
《管子、任法》篇：“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与法者，民也。”
《管子、明法》篇：“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说的就是治国不能靠单个个人，必须要以法律为尺度，不拿感情行事，不以个人好恶做事。
另有《管子、霸言》篇指出了统治天下的几个条件：要有高人一等的独到之处；要有把握机会的能力。
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要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君主必须专有权势，善用权势，抓紧政令和军权。
权势和君主是一体的。没有权势，君主将不成为君主，《管子〃法法》谈到：“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
善用权势就能生成权威，方能号令天下。作为君主不要外显己势，张扬其势，要尽可能深沉些。
《管子、形势解》说：“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这种思想很是吻合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
人主还要利用所握之势处理君臣关系，君令，臣必尽责，真正像《管子〃任法》里说的那样：“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廪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群臣无诈伪。
抓紧政令和军权就是抓住了国家的命脉和为君者的根本，《管子〃霸言》中说：“夫明王之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
《管子、重令》篇中也谈到：“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
凡是能遵从管子这些基本定论的君主，无一不是创盛世时代的人。譬如汉武帝、比如唐太宗，甚至连那位被自己儿子和狗宦官一起逼退位、忧郁而死的李隆基初掌皇权时，都是将管子这种律法大于君主的思想作为基本准绳，才成就了盛世的开启。
当今的天下，在刘行新法的推行之下，已经初见一个国强民也富、大同世界的真正盛世正在徐徐拉开帷幕。
在此种情况下，刘行提出了要依法制国，先从废除“铁券”这种本身就是与律法至上准则完全对立的制度，宗泽自然立即便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