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允熥来说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扶桑自古以来虽然算是中华文化圈的一员，但它的社会形态一向和华夏差别很大，反而和欧洲很类似。
扶桑和欧洲一样，维持着封建体制，地方上的封建领主都是世袭，虽然扶桑的幕府权力比中世纪的欧洲国君要大，在幕府兴盛时可以使用各种方式废掉大名，任命自己信任的人担任，但也无法违背传统，废藩置县。
既然如此，扶桑和欧洲一样，社会阶层缺乏流动，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互相之间基本上都有亲戚关系，形不成华夏式的家族体制，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社会活动，所以对于同一个姓氏的‘家族中人’都不怎么在乎，只在乎家人（欧洲更是以个人为单位）。华夏其实也有类似的时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子弟过几代就和一般的贵族没有区别了。
至于为什么形不成家族体制，这是和封建制度紧密联系的。华夏的官僚体制下，各地的官僚与百姓没有实质性联系，因为皇权不下县最基层的政权就是县，一个县好几万个人，死几个人也不会影响到县令的收入或者上级的评定，所以他不会在意。这也意味着县令不会去特意救助几个百姓。
但普通百姓日常会出现一些临时的困难，比如当家的忽然生病了，需要外界的帮助。既然不能指望县令，他们只能从其他地方获得帮助，华夏的家族体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它一开始其实是百姓互助体制，是华夏的百姓在经过上千年的自然选择后选择出的最合适的互助体制。
而欧洲与扶桑和华夏不同，它们一直是封建体制，最基层的封建领主——骑士或武士，可能手底下只有几十户百姓作为收入来源，哪怕是一户百姓出了问题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他们只能履行封建领主的义务帮助临时出现问题的居民渡过难关，以使民户能以后继续为他们提供收入。这样百姓就不需要另外寻找互助体制，依附在领主身边就行了，虽然领主平日里对他们的压榨比知县要严苛的多。
同理作用于贵族阶层，既然每个贵族都有更上一级的领主，他们完全可以从上级领主或者同属于一个领主的同级领主那里得到帮助，也不需要形成家族。
但是将这个道理怎么和朱孟烷讲明白让允熥十分头大。要想明白这些需要对扶桑和华夏历史都有很深的研究才行，并且需要学会‘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不是华夏传统的帝王将相历史观，要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问题。
经过思考的允熥决定写一本介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书，他要从这个时代的人闻所未闻的角度分析一下秦国完蛋的原因，和汉初从刘邦到刘彻实行各种政策缘故。当然，这仍然是一本宗室内部参考读物，不允许其它人看到。
想到这里的允熥也不躺着了，从床上一跃而起，让黄路研磨，自己拿出笔来开始写‘内参’。
一口气写了上千个字的允熥写的手都酸了，使劲甩了甩手，心里暗道：‘这毛笔太不好用了，改天让工匠做一只铅笔或者鹅毛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