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拉斯冯提尔的电影是“存在主义”的。通过“极限境遇”说故事,将“死亡”、“灾变”、“劫数”等偶发事件,作为人的命运舞台,以此观照人的自由选择,是典型的“存在主义”的思考方式。眼下这股思潮早过时了,它最大的问题是,将“极端体验”当成了“日常经验”,一个人在特殊情境下展现的人性,被当成了人性的全部。存在主义文学曾兴盛一时,但它们寓言式的写作,带着强烈的道德说教的企图,很快就让人腻味了。不可否认,拉斯冯提尔的作品有同样的缺陷,一种知识分子腔调,不免矫揉造作。但假如拉斯冯提尔仅止于此,他不可能吸引我,我也不会对他的每一部电影感到好奇。实际上,就像所有第一流的作家,他有一种特殊才能,那就是对人物的心理有惊人的洞察力。我甚至毫不怀疑,他有过非常不幸的经历。他崩溃过,他知道那过程,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其实,那种感受我也有过,一脚踏空,不停地坠落,像是永无尽头,然后你很想抓住点什么,阻止自己下坠。我曾经有过那种极度沮丧的时刻,爬到楼顶,望着地面,想纵身一跃,不是想死,而是想让地面托住我,助我摆脱久久悬空的痛苦。这种隐秘的心理不容易描绘出来,拉斯冯提尔却很成功,他通过描绘女主人公伸手紧紧攥住点什么,呈现出了她们心中的无底深渊。《白痴》里,那个丧子母亲的描画最为精确,当时我看的时候,立刻想起了一件往事。我在国企工作时,隔壁办公室有一个中年同事,平时沉默寡语的,也没什么来往。突然有一天他跑到我办公室,和我聊起天来,神叨叨地,讲的净是公司里其他同事的闲话。这种话题,我完全插不进嘴,但他很兴奋,一个人说个不停。很多话还说得十分刻毒,不胜其烦,简直到了想让人拿拳头塞进他嘴里的地步。正当我想着如何找个理由退避,他突然停顿下来,说,哦哦哦哪个明天我回老家,我妈死了。然后他就平静地走了。我清楚记得他的表情,就像《白痴》里的那位母亲一样,嘴角永远挂着虚弱的微笑,有点谄媚,有点奸猾。不幸是邪恶的近邻——拉斯冯提尔电影总给人留下这种印象。这是不容易消化的观点。在弱者的悲惨故事里,人们总是期待有人性之善,有仁慈和慰藉,但拉斯冯提尔不愿满足他们,执意给他们看相反的东西。即使那部大众最受落的《黑暗中的舞者》,拉斯冯提尔在商业考虑之余,仍然留下了自己恶狠狠的印记。他不满足于让女主角受病魔折磨,还让一个警察趁人之危,欺骗她、掠夺她。弱者无人救助,反倒成了有血腥味的肉块,引来了饿狼。这种人性本恶的逻辑,到了《狗镇》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一个落难女子来到一个“淳朴”的小镇,她尽力讨好这里的居民,以便融入社区。但很快小镇居民的伪善暴露了出来,每个人都试图在她身上压榨点什么,女人羞辱她,男人qiáng_jiān她。连她那个自命“洗涤人心”的作家男友,出卖她时也毫不手软。在这个貌似与世无争的地方,每个人都潜藏着惊人的作恶能力,弱者的出现只会被吞噬,就像受伤的动物被扔进了狼群。片中女主人公受到的蹂躏过于残酷,令其扮演者妮可基德曼十分困惑,她质疑拉斯冯提尔是不是仇恨女性,不然为何他总是热衷于描绘受苦受难的女性,让观众看她们困窘时的丑态,以及被欺凌时的无能为力。妮可基德曼很敏感,她意识到了拉斯冯提尔身上的病态,但她弄错了一件事情,拉斯冯提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并不是“女性”,而是他自己。拉斯冯提尔患有各种奇怪的恐惧症,对“生命无常”十分害怕,例如不敢坐飞机等等。1995年,他的母亲去世了。可以想象当这种不测的灾祸真的降临了,他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他是多么地煎熬。正是经历了这一变故,才让他有了“良心三部曲”的计划。这一电影系列中的三个女人,都是在宗教之外寻找自救之路。她们选择的不是宗教,却付出了教徒般的虔诚,同样达到了某种浑然忘我的境界。或许是慰藉,或许是麻醉,总之起到了镇痛作用。拉斯冯提尔也是这样,电影就是他的宗教,他甚至也有自己的“十诫”——著名的“dogma’95”。他拍电影就是为了自救。《狗镇》虽然被视为政治电影,实际上一脉相承,拉斯冯提尔仍在讲述自己内心的崩溃,只不过这次牵涉到他的政治信念。他曾这样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年轻时信过**,现在仍是左派,却不是社会主义者。这种说法很有趣,他显然经历过层层蜕变,以前还能说是具体的某主义,现在只能说是笼统的某派系。假如《狗镇》谈的是政治,女主角所经历的不就是政治观念的重大转变吗?她来自大都会,是富有的黑帮老大的女儿,但道德良心令她觉醒了,她不再贪恋安逸的生活,选择了逃离。可是来到平民的世界,她的天真遭到了报复,原来善良的老百姓不善良,良心的文化人没良心,这些人个个如狼似虎,贪婪又自私,根本不是社会的进步力量。以前以为他们安分守己,虽然弱势,却有着更高的道德水准,但作为遇难者进入到这一群体,却成了他们争先撕咬的猎物。最后,女主角再次觉醒了,原来“弱者”凶残起来不亚于黑帮,所以当顺民变成暴民,就该对他们痛下杀手,以恶制恶。这部影片的结尾很决绝,世界黑漆漆一片,只有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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